欧美涩视频…

分享园地
您现在的位置:网站欧美涩视频… >分享园地 >分享分类
翔哥说|1921的前一年
日期:2021/7/9 13:04:22 人气:126


1920年春,北方大地的农民们呼吸着炙热的空气,抬头看着数月滴雨未下的天空,惊觉:大事不好。

 

数十年后,气象学家们写下,“那年是近百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最弱最偏东的一年”。祖祖辈辈耕种的农民们不清楚什么是“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”,人们看着龟裂的大地,老一辈告诉他们,四十年前的“丁戊奇荒”,又来了。

 

到那年夏天,旱灾已经席卷北至黑龙江、南至江西北部的辽阔大地,东北、华北、西北乃至华东都陷入灾情中,尤其京津冀地区,降雨量只有不到平常年份的一半,赤野千里,河流干涸,庄稼枯死,颗粒无收,存粮吃完后,人们摘树叶挖草根拔树皮为食,当能下咽的东西都吃完后,饥荒开始迅速蔓延,三千万人沦为灾民。

 

直隶顺德府灾前有十万九千三百人口,有三万一千二百八十人冻饿而死。陕西灾区里,“道殣相望,死亡之数,日以千计”。大灾之后有大疫,倒毙的饿殍在高温下很快成为瘟疫的源头,瘟疫在山东、河南数县爆发,“有发现疫疠之处,死亡枕藉,逃生无所”,以至于“户尸遍野,豺狼满道,几成禽兽世界”。

 

数以百万计灾民拖家带口逃难,奔赴东北的河北、山东的灾民络绎不绝,“除已经资遣或投奔乡戚者外,尚有二万余人,在皇姑屯、塔湾等处露宿,终日乞讨,亦难一饱,惨苦不堪言状”。除了涌向东北、新疆,还有的涌入北京,街头小巷满是衣衫褴褛的逃荒饥民。

 

为了活下去,妻儿被卖,时人写道,“灾民当儿女卖出时,莫不痛哭失声,事后悔恨而自杀身亡者也大有人在”。

 

灾难并没有收手,那年12月16日,甘肃海原突发了一场8.5级大地震,不但甘肃、宁夏,陕西、山西、河南等省数各地区也被波及,这场百年最强烈的超级地震,造成了28.82万人死亡,超过30万人受伤,房屋倒塌难以计数,幸存的人缺衣少食,“数十里内人烟断绝”,在发给北洋政府的电报里,甘肃督军写道,“瑟缩露宿,匍匐扶伤,哭声遍野,不为饿殍,亦将僵毙。牲畜伤亡散隅,狼狗亦群出噬人”,“几如世界末日将至”。

 

祸不单行,年底一场大雪降临河南南部,惊魂未定的灾民陷入冰天雪地,很多人冻死在逃难路上,“千山之中,万壑之间,往往有全家老幼冻饿以死此道途之上,冰天雪地,饿殍枕藉,比比皆是”。

 

旱灾、饥荒、蝗灾、瘟疫、大地震、雪灾反复洗劫着北方大地,50万人死于旱灾和饥荒,近30万人死于地震。天灾难绝,人祸更凶,从1916年起的军阀混战进入到第4年,7月直皖战争爆发,战区在受旱灾最重的京畿、河南、山东,战区内“房屋早化灰烬,百姓流离失所,无家可归”。

 

天灾人祸,近百万中国人在哀嚎中悲凉地离开了苦难的人世间,可能,连个矮矮的坟头都没有。

 

01

崩溃

 

彼时已经是民国九年,袁世凯已在4年前就死了。

 

但北京城更为混乱,清朝崩溃后,中华大地很快沦为“武夫治国”,北京城头不断变幻大王旗。北方灾荒蔓延时,掌握权柄的军阀们正忙着抢夺权力,那年一月,直系军阀吴佩孚就密谋“倒段”,而盘踞北京的段祺瑞也在积极防备。

 

7月14日,战争正式爆发,不到一周就分出了胜负,19日,段祺瑞通电辞职。直、奉两军开进北京,共同控制了北洋政权。

 

战争虽然只有5天,但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却是深重的。“战线以内,几尽焦土,即兵车所至,亦鸡犬一空,延袤数百里,村舍荡然,流离载道”。河南西部被西北军、直军、奉军反复拉锯,所有军阀都索要粮草军饷,洛阳、偃师等县民间被搜刮一空。土匪乘机蜂起,大肆焚掠。皖系兵败后,溃兵加入匪帮,势焰大涨,在洛阳等地抢掠,上百个村庄被付之一炬。豫西旅京救济会在《豫西灾情报告书》中悲愤地写道:“人民不死于荒,即死于匪;不死于匪,亦死于兵差矣”。

 

在当时,军阀的大兵并不是保家卫国,与土匪无异。局势的动荡,各地方也忙于自保,对那些扒上火车沿铁路线逃荒的饥民,“到境之时,该地方官厅往往禁止下车,迫令返回原处,灾民等在车站冻馁过久,时有僵毙”,在京汉线,“由保定至琉璃河,沿铁路一带霍乱盛行,死者比比”。

 

当战争结束,直奉系控制的北洋政府终于肯腾出手来救灾了,但8月才拨款二、三万元赈济直鲁豫三省,连毛毛雨都算不上。到9月,北洋政府才姗姗成立筹议赈灾临时委员会,10月在内务部成立督办赈务处,综理华北五省旱灾赈济及善后事宜,派遣专员到受灾各省会办赈务,筹款运粮,开设粥厂。当时国库早就亏空,为了筹集资金,北洋政府以海关附加税为抵押向英美日法四国银团举了400万外债,加上公债、附捐、募捐,共筹集了1133万救灾款。

 

当时救灾所需上亿元,一千多万本就不够,可直系首领曹锟一人就贪污了其中三百余万元,被他挪去贿选了。上行下效,各级军阀、官吏纷纷截流救灾款,层层盘剥,真正到灾民手里时,已经所剩无几,甚至就是那几个铜板,也可能被当地的恶绅拿走。

 

对于军阀们来说,死“区区几个老百姓”算什么呢,这个军阀集团只关心手里有多少兵,占据了多少地盘。有兵有地盘就可以作威作福,所搜刮的钱财有7成用于支付了军费和债务费,前者是收买笼络小军阀、兵痞,后者是孝敬列强换取支持。

 

 

北方大地数十万饿殍成了北洋糟糕统治的祭品,茫茫荒原上的冤魂们无处申冤。

 

被迫无奈,当年11月,北京(国际统一)救灾总会邀请各地的赈灾团体,组织召开了赈灾联席会议,社会名流、商人们纷纷参与,筹集救灾款,积极救灾,接济灾民。

 

其实,1920年的灾荒早有预兆。从1886年到1920年,中国每年净进口粮食在20万吨到35万吨之间。粮食不够吃,但北方各地的军阀却扶持起了鸦片种植。虽然当时北洋政府明面上继续禁烟,但英、日等列强在控制的大连、胶州、澳门、香港等地走私鸦片、吗啡猖獗,深入到内地。烟土屡禁不绝,消费巨大,军阀们就动起了心思,河南、陕西、山西等省很快大规模种植,在陕西中部、西部“把有用的土地,十有九种成毒苗”,大大小小拥兵自重的军阀在割据的地盘内,无不把“鸦片为绝大利源,于是包庇贩运,抽收烟税,明目张胆行之,甚而至于强迫人民种烟,借收亩捐,而裕铜糈”。

 

土地除了用去种毒苗,还种棉花等经济作物,被军阀和投靠的商人们卖给棉纺厂获利。唯独,减少了粮食种植。而河南、陕西正是1920年饥荒最严重的省份,在鸦片贸易中大发横财的军阀这时候却不愿掏钱救灾。

 

粮食不够吃,要进口,但饥荒之年,却有大量粮食出口,本来大米的出口在1919年以前一直只有几万担的出口,但1919年突然上升到146万担,到了饥荒的1920年仍高达37万担。更为吊诡的是,1920年居然是中国面粉出口的小高峰,总量甚至超出了之前数年总和。

 

 

一来是,当时中国面粉工业快速发展,约有100家机制面粉厂,进口外国便宜的小麦研磨成面粉,再出口赚差价;二来,是当时北方的灾民根本没钱购买。以直隶沙河县为例,春季米价是1斤/6枚铜元,到夏季涨到了1斤/12枚;河南在春夏之交,生麦1斤/80文,到9月已经飞涨到1斤/200文。稍有资产的农户为了买粮,不得不卖房、卖地、卖牲畜,散尽家财。至于没钱的,唯有等死。


 

同样煎熬的还有海原地震灾区的灾民们。地震发生后,地方政府边自救,边联系上级政府,但此时甘肃省内陇东、陇南与省会兰州已经交通中断,信息不通。甘肃虽有电报设施,但震区详细情况未能通过电报线传送出去,直到震后一个月,固原电报局幸存员工才在用席子、门板搭起的棚子里,发出第一份电文,外界才详细知道震区惨绝人寰的状况。

 

即便知晓了灾区的惨况,当时甘肃的军政大员们却忙于争权夺利,督军兼省长张广建虽致电求援,但任期利用心腹朋党贪污成风,财政也无法维持,汉回各族将领及乡绅纷纷反对,张广建干脆将搜刮来的大批金银细软、字画等财物偷运外地,丢下灾民,离开甘肃去天津做寓公了。

 

北洋政府得知灾情后,直系奉系正忙着瓜分权力,没有及时有力地开展救灾活动,地震发生数月后的第二年,才从内务、教育、农商三部协同派委员谢家荣等6人,搭乘京绥火车到绥远,取道宁夏,辗转到达皋兰、固原、平凉,走访重点灾区,花几个月完成了《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及其他各省之地震情形》调查报告,这份报告是北洋政府对这次震灾所采取的唯一看得过去的措施。

 

救灾全靠社会团体尤其是甘肃震灾委员会等组织筹集钱款赈灾,他们多方筹集资金,招募民工逾千人,疏通河道、修复桥梁、修筑道路。此外还有国内外志愿者纷纷捐助资金,成立救助组织,冒着酷暑严寒步行在甘肃大地上开展救助活动,治疗伤病患者,帮助灾民重建家园。

 

当然,黑暗的官场也有微光。地震发生后,静宁县知事周廷元迅速打开县粮仓赈济灾民,从本地商人手中购买衣物送给灾民,从县仓库中取出70多顶帐篷搭建给灾民居住,捐出自己的俸禄并募捐,以工代赈,召集灾民,疏通堰塞湖,避免了水灾二次灾害,为万民所称颂。

 

只是,这样的好官太少了。近30万震区灾民没能熬过辛酉年除夕。

 

02

嘈杂

 

那一年,对未在灾区的老百姓,日子同样也不好受。

 

北洋政府机关人员、教师欠薪数月不等,甚至有欠了20个月的,连总统府的办公经费也数月发不出,整个政府系统濒于失能。连看似账面工资颇丰的大学教授们也穷困潦倒,忙于讨薪。

 

在最为富庶的上海,夏秋之际,米价从每石七元暴涨至十六元以上。而一般工人每日每人所得的工资两角、三角、四角不等,当时的观察家写道,“每人一日所消耗的,断不止两三角。譬如一日食米一升,小菜薪火决不下六七十文,仅仅这两种合算来,就已经超过两角,房租衣服,又从何处开销呢?”

 

在“南陈北李”的发起下,1920年5月1日,上海的工人们过了第一个劳动节,为此《新青年》隆重推出篇幅达400页的“劳动节纪念号”,详细记载了对各地各行业工人的调查情况:1、丝厂:无锡丝厂工人工资最大每日三角五分,最小每日八分;上海丝厂工人最多三角六分到四角,最低约一角五分,工头每月约二十元。2、织布厂:上海织布厂工人最多每日二角六分,最少每日八分。3、面粉厂:北京面粉厂工人每月七八元至十一二元;无锡面粉厂工头每月约二十元,工人最大十元,最小四元。4、矿务局:唐山开滦矿务局工人中,头等气电机匠每日一元至一元八角五分,二等气电机匠二角五分至一元,井上小工二角至二角五分,井下小工二角五分至三角五分。5、铁路工人:唐山京奉路制造厂工人中,匠目、工匠每日三角至一元八角,工徒自二角二分起,每年增薪一次。等等。

 

工人们这个收入,如果粮价继续暴涨,生活很快就受到了影响。粮价上涨使囤粮的地主商人获得了收益,饥民们挨饿,工人们被迫无奈强烈要求增加工资。

 

缺少组织的工人们,很快就在厂主、经理、大班们应许每日加5分工钱后,就安心回去上工了,每日继续劳作12-14个小时。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权利,直到11月21日,上海机器工会才在白克路(今凤阳路)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,当天,孙中山、陈独秀出席,近千人参加。

 

工人们怕失去工作,因为能替掉他们的人太多了。

 

1920年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?

 

1910年,当时的清政府做了第一次人口普查,统计得出总人口是4.03亿人口,10年后,学者们依据不完整的资料整理认为当时人口在4.47亿左右,其中江苏、山东、浙江三省人口密度最高,江苏的人口密度高达314人/平方公里,山东超过190人/平方公里,浙江接近180人/平方公里,河南、直隶两省人口密度170人/平方公里。此外还有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湖南、广东、福建人口密度在100人/平方公里至149人/平方公里。

 

“过密化”一直是东部平原地区的梦魇,自耕农人均耕地面积狭小,难以养活家庭,更为严峻的是,由于缺乏动员和规划,修建不了大规模水利设施,对洪水、干旱都束手无策,农业技术迟迟未有进步,导致农民们耕种所得尚不够糊口,难以大规模商品化,即使进口大米加上运费价格稍高于国内大米价格,仍大规模进口弥补缺口。而需要机械加工的面粉,外商也一度有巨大优势。

 

“过密化”、饥荒使得大量农业人口要转移,被迫背井离乡谋生路。在福建厦门一带,人均耕地面积持续缩小,各种作物产量减少,大量年轻人抛弃耕地,下南洋。河北、山东的农民大批向东三省移民。而江浙徽的农民则涌向沿海、沿江通商口岸城市。上海、武汉等城市人口迅速增加,其中上海市人口超过了250万。

 

一战期间,受益于列强无暇东顾,以及战争物资需求,中国沿海沿江的近现代工业有了一波快速发展,1912年至1920年中国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3.4%(有其他学者测算是7.7%),这在国内局势动荡年代,简直是奇迹。

 

与当时在饥荒下挣扎求生的华北大地相比,沿海沿江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更显得魔幻。彼时的中国,已经不单是“二元经济”(传统/殖民经济、半封建/半殖民经济、乡村/城市经济)可以解释的了,它在宏观层面已经被分割成了一个个被控制的“孤岛”,缺乏统一的中央政府行使主权和行政权,微观个体的命运如飘萍般听天由命。

 

在地方军阀控制的农村地区,百姓穷困潦倒,生存困难;而殖民者控制的大城市,租界林立,则虹吸了周边的人口和资源。工人工资相对于农地产出有较大优势,是后者的3倍,加之外粮的冲击,江浙一带农地价格相对下跌,除了农民进城务工,很多乡下地主宁愿卖掉田地,搬去城市居住,旺盛的需求导致上海、天津、武汉、广州等城市的土地、房租价格暴涨,可谓寸土寸金。

 

1919年前后,中国产业工人总数增长到200万人左右,加上其他非产业工人,已经超过2000万。1920年,上海是全国各地工人人数最多、工人比例最高的城市,产业工人约有30万人,加上其他行业的工人,总数超过50万,占人口比例的20%。房东可以收租,而工人所得除去房租、吃穿用度,已所剩无几。

 

幸好城市的工作岗位还在持续增加。1912年-1919年,因需求和“人口红利”,华资纺织业、面粉业发展最快,火柴、榨油、造纸、化工等轻工业也发展迅速。到1920年,全国工矿企业增加到1759家,资本额50062万元,分别增长了152%和51%。高涨的“国货运动”,一度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华资产品份额快速赶超,荣氏家族成为名噪一时的工业巨子。

 

但即使经过多年高速增长,彼时中国整体工业实力还非常落后,近代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也不到20%,大量生产资料依然依靠进口,能占到进口货物总值的28.5%,“工业进步只限于最主要口岸”。

 

 

机械制造业虽然有所进步,但没办法制造炼钢冶铁设备、纺织机械、发电机等机器,重要的原料大煤矿、大铁矿也大多是外国资本控制。交通运输方面,北洋政府共举债2亿2677万余元说要修筑铁路,结果大多被挪作军事、行政费用,没多少用于筑路,九年间总共修筑铁路不过一千零六十英里。无论是内河航运还是外海运输仍操纵在外商手里。也就是,上游原材料、中游设备、物流都被“卡脖子”,华资企业只有在下游暂时有竞争力,还局限在一个个区域市场里。

 

局部城市的繁荣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,那就是金融业快速膨胀。仅1918年、1919年两年,就有96家银行成立,股东们与当局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。此外,钱庄数量也快速增加,1920年,仅仅上海就有71家钱庄,所控制的资本超过了1913年的5倍。

 

银行-钱庄大踏步的发展,导致了一个颇为奇异的局面,那就是在工业、交通运输业等“硬实力”产业上,外资具有优势,但在金融业资本上,中国资本的规模却远超了外资。当时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关系极为密切,互相持股和输送。

 

 

1919年,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比1913年增加了70%,钱庄的利润也增加了74%,一些重要公司的利润增加了20倍,有的甚至50倍,红利高达30-40%,有的甚至90%。受益于当时独特的“官利”分红制度,股东、债权人、钱庄分得了巨额报酬。至于工人工资,仅仅上涨了10-20%。大量农业人口的涌入,使得企业主有着极大的压价能力。

 

这波金融-产业的扩张,看上去是中资金融业的胜利,其实只是表面,庞大的华资金融业资本是建立在层层“加杠杆”之上的。

 

当时外资银行主要对洋行等外国在华企业融资,外国银行会将多余的资金拆借给中国钱庄,让其扩大经营规模。中资银行要求客户要有抵押品,而钱庄则要灵活得多,存贷汇、票据都可以做,加上中资银行的实缴资本其实并不多,119家银行总实缴资本不过区区1.5亿,所以不得不靠疏通政府关系发行纸币,以高利贷向钱庄贷款,又以高息揽储吸收极为短缺的流动资金,以不多的资本金,通过负债扩大规模。

 

存款和借款都是高息的,还要支撑发行币值,中资银行就不得不寻求高风险高利润的业务,除了购买政府公债、国库券,就是参与金融投机。1920年上海第一家由国人创办的证券交易所成立,仅半年时间就盈利20万元,一时刺激到了所有人,各种类型的证券交易所、商品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成立,上海滩的大佬纷纷入股,投机从股票、棉纱到煤油、木材、火柴等等所有能投机的标的。

 

银行和钱庄趁势将钱借给投机者,以证券抵押来换取贷款,两个月为限,赚取高利。投机者从钱庄、银行借来高利贷除了投机股票、商品,有的干脆找大佬合伙自己开交易所坐庄,炒自家股票。前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在滞居上海期间,也带着小弟们做起了交易所投机生意。市场越来越狂热,一些工薪阶层举债参与。

 

彼时并无中央银行,也缺少有强制力的金融监管机构,无人监管下,这场投机狂欢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年,无数实业家、金融家、军政要员、普通人卷入其中。

 

其实埋葬这场投机狂潮的伏笔已经悄悄埋下,喘过气来的外商们在1920年搞起了倾销,以压制当时稍有崛起苗头的中国纱厂和布厂。尤其日本纱厂,以前把大部分棉纱卖给中国商人,由他们提供给织布中心,现在日商自己大力扩张机械化织布机,短短4年扩大了3倍规模。

 

缺少政府保护、最终贷款人支持的中国厂商,美好时光即将结束。金融超过实业的虚假繁荣难以为继,一年多之后,金融危机袭来。

 

03

道路

 

1920年春夏之交,湖南长沙爆发一场瘟疫,感染者头痛脚软,走着走着就可能倒地不起,7日内传染了几十人,死亡9人。人们惶恐不安,万幸的是夏季来临,高温之下,疫情很快就过去了。

 

瘟疫虽然过去,但三千万湖南人还是忧心忡忡,北方皖系、直系、奉系正在加紧备战,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,湖南作为南北要冲,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,双方的混战是否战火蔓延到三湘大地,谁都没有底,况且,彼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出身皖系。

 

张敬尧此人横征暴敛、贪婪残暴,对湘人更是犯下了种种罪行,1918年,他所率的第七师在株洲、澧陵烧杀抢掠,无辜民众死者 10 余万人,战事结束,澧陵县城“仅遗二十八人”。

 

在1919年11月,范濂源、熊希龄等名流168人联名向北洋政府控告张敬尧在湖南的累累罪行,要求撤换掉他,“驱张运动”由此而起。当时湖南、湘籍人士、学子纷纷出工出力,将张敬尧的罪行公之于众,全国各界群起声援。

 

但彼时主政的皖系对湘人的诉求置若罔闻,站在了张敬尧这边。12月2日,就在平江各界举行驱除湘督张敬尧运动,联合发表《驱张宣言》时,张敬尧派武装镇压了长沙的焚烧日货运动,湖南人愤怒了,社会各界组成“驱张请愿代表团”,《湘江评论》前主编带领同仁分赴北京、衡阳、常德、上海等地开展请愿、宣传,在报刊上发表大量宣传文稿。

 

轰轰烈烈的“驱张运动”,并未能把张敬尧拖下马。但1920年6月11日,事情有了转机,湘系军阀谭延闿见张敬尧尽失民心,率3000人部竟击败了张敬尧的7万北洋军,将其驱逐出境。谭延闿主政了湖南。不久,北方直系奉系皖系混战,直系奉系联合驱逐了皖系,张敬尧改换了门庭。

 

谭延闿为了排斥外省军阀控制湖南,早就提出了“湘事还之湘人”的口号,重新主政湖南后,更是多次全国通电,宣布 “湖南自治” ,避免湖南重新成为南北方可能开战后的战场。这一提议说到了众多湘人的心坎,1918年战争的惨状犹在眼前,湘籍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撰文支持,一时间,“湖南自治” 轰轰烈烈。

 

“湖南自治”吸引了全国的目光,当年10月,英国哲学家罗素、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访问,26日罗素在长沙做了演讲,《大公报》邀请特约记录员做记录。罗素的演讲旁征博引,洋洋洒洒,但并未引起这位记录员的共鸣,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罗素的理论是,“理论上说得通,事实上做不到。”

 

现实要比罗素的理论世界要残酷得多。外有列强虎视眈眈,内有掌兵的军阀割据混战。湖南的地理位置决定了,一旦南北重新开战,必为战区。而湖南战乱多年,财困民穷,整个湖南堪称近代工厂的企业不到30家,并无多少现代工业和实力,无法抵御“大风和海潮”。

 

在过去研究范式里,中国近现代是“冲击-反应”模式,所假定的是,传统中国是个“停滞”社会,缺乏内生性的改变和突破,西方列强的入侵,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先从技术然后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全面打击,中国传统的“天下秩序”解体,被迫缓慢向近代社会演进,其中又出现反复,每一波“冲击”,都有“回应”,近代社会发展完全被入侵所推动和左右。

 

这种研究范式现在被诟病带着“西方中心主义”,但从近现代经济分布来看,中国的经济变迁的确是被冲击的结果,彼时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比例还不到5‰,主要在被迫开放的沿江沿海大城市,从东到西逐级递减。幅员更为广阔的农村,还是传统农耕为生,数亿人被灾荒、地租、进口农产品反复收割,完全看不到希望。

 

并且自民国起,土地就向掌权的新贵们手里聚集。在湖南省新化“陈家有田五十万亩,聂云台家有十余万亩”,“赵恒锡家、刘坤一家、及洞庭湖畔多数湖田地主,其所在地都在一万亩以上”,诸如此类。

 

其他省的情况大同小异,大大小小军阀们拥兵自重,兼并土地、入股工商业,与新兴产业、金融巨头们联姻,他们背后也都站着列强和代理人,向列强、外资银行举债扩张军备,再出卖主权和领土、以武力搜刮民脂民膏、种植鸦片偿还债务。

 

而当时影响中国最大的列强正是日本,连罗素都敏锐看出,“日本人看哪一派系要赢,就给这一派的对头撑腰,这样中国国内还是乱局”。政治上的不统一,将会使得中国可能永远都沦为列强们的奴隶,“我们必须对以下三种可能进行区分。(1)中国可能受一个或多个白人国家奴役;(2)中国可能受日本奴役;(3)中国可能恢复自由。”

 

彼时四分五裂的中国滑落到悲惨的“寡头普力夺社会”,已经无路可退。

 

  

对于中国之未来,罗素只是泛泛地说中国人“很有必要培养爱国精神”,“建立有序政府,在中国人管控下发展工业,推广教育”,但如何在列强环绕、暴力横行的世界里实现这个目标,罗素并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案。

 

一战的惨烈和巴黎和会的“强权即公理”更是让很多知识分子对西方列强和说教幻灭。年轻的学子们无不忧虑和失望,“历史上凡是迪克推多主义者,或帝国主义者,或军阀主义者,非等到人家来推倒,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”,他们决心寻找一条全新的道路。

 

 1921年7月,心身疲惫的罗素扶病返回英国,此后,他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的评论。也就是在那个月,中国上海,在长沙曾给他的演讲做特约记录员的年轻人,与同志们共同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。

 

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。

 

「后记」

 

我在上海待了多年,现在旅居北京已经10年,每次走京沪线时,总喜欢靠窗,望着窗外掠过的大地,从冬季的萧瑟土黄,到夏季的郁郁葱葱,从江南的河网水田,到长江沿岸的山峦,再到华北大地的一马平川,穿过无数熙熙攘攘的城镇,回到这座千年大城。

 

北京、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两座城市。1920年,从上海到北京需要走沪宁铁路,在南京上渡轮,换乘津浦铁路客车,到了天津走京山铁路京津段。那年,在津浦铁路沿线,你会看到很多逃难的灾民,他们准备扒上火车,试图穿过干旱的大地和炮火纷飞的前线,逃往各方。

 

81年后,当我坐在京沪线高铁,翻阅资料时,当年的汽笛声、窗外的哀嚎声、远处的炮火声,仿佛并不遥远。

 

1920年的前一年,巴黎和会上,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被列强欺辱,被继续瓜分国土和主权,国人无不群情激愤,“五四运动”轰轰烈烈爆发。1920年,天灾人祸,北洋政府草菅人命,举国深感非得找寻新路。1921年,就成了关键性的一年。

 

那么,1921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?回到北京,看到《1921》上映了,那就去看看吧。彼时的上海滩,形势波谲云诡,日本加紧渗透,欧美列强和代理人把持着租界,严防进步力量。那些年轻人想尽办法躲避巡捕、间谍追杀,冒着危险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,他们当中很多人,不过二十七八岁。

 

虽然在文字里无数次阅读过1921,但当观看到《1921》的影像时,熟悉的石库门里弄里,100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,依旧让人心绪澎湃,那些年轻人真挚的理想,穿越时空,至今看来,仍让人动容。少年中国,从那一年步履蹒跚起步,前方强敌如云,身后国难深重,他们当中的很多人,用生命证明了对这片土地的忠诚。

 

 

那段历史终究不应该被忘记,尤其下一代,应该带他们去影院看看,重温峥嵘岁月。不忘初心,方不惧前路。

 

参考资料:

中国社科院.《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国》

董安祥等.《1920年中国北方7省(市)大旱的灾情及其成因》

王鑫妄.《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评述》

王印焕.《民国时期冀鲁豫农民离村的逃荒性及其社会后果》

杨海贵.《清末民初人口研究(1901-1920)》

于首涛.《1920年前后中国粮食进口问题初探》

李文海等.《中国近代十大灾荒》

吕慧峰.《民国九年海原特大地震及赈灾安置》

崔艳红.《1920年海原大地震与北京政府的对策》

王伟等.《论民国时期河南地权分配的趋势》

周利生等.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化》

吴申元主编.《中国近代经济史》

李新主编.《中华民国史》

刘佛丁主编.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》

费正清主编.《剑桥中华民国史(1912-1949年)》

罗素.《中国问题》

 



网站欧美涩视频… | 公司简介 | 污水处理 | 废气处理 | 环保技术咨询 | 欧美涩视频… | 联系我们 | 网站地图